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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的核心是法的思想理论

发布时间:2019-06-27 17:04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法治中国”的法理内涵既具有理论价值,也富含实践意义。图为国家宪法日举行的“宪法进万家”主题宣传活动。

  如果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法理学就应当是当代法学的精华。目前法理学急需转型升级,这涉及很多方面,但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提炼法理,这不仅关系到法理学的学科构建和法学的思想品位,还关系到我国法学的水平和层次。

  提炼法理需要一定的方法和路径,这些方法和路径主要包括:概括、思考与想象、思辨与批判、分析、体系化和金句表达。

  法理是法之为法的道理、原理,是法的灵魂和精神,目前的中国法理学,严格地说是没有法理的法理学。提炼法理是法理学的中心任务和主要难点,也只有提炼法理、获得法理之后,才能持续推动我国的法理学研究。提炼法理必然需要一定的方法和路径,这些方法和路径主要包括:概括、思考与想象、思辨与批判、分析、体系化和金句表达。

  法律是社会的调整器,相对于大千世界的社会,法律是有限的,因此,所谓的法律调整社会,其实是用有限的法律把握无限的世界。若要如此,法律必须是概括的,至于法律背后的法理,就更应如此,法理是对法律的再概括。

  法理由法的概念、命题和原理等构成,它们都是概括的,不经过概括的过程,就不会得出法理。这种概括是“九九归一”,即从纷繁复杂、各种各样、变动不居的万事万物中归纳概括出一些具有普遍性、通用性、法律化的概念、命题和原理。

  在法学上,每一个概念、命题和原理被概括出来以后,都会引发法学的重大变革。例如,萨维尼提出的“法律关系本座说”,布兰代斯提出的“隐私权”概念,富勒提出的“信赖利益”概念,耶林提出的“为权利而斗争”,德沃金提出的“认真对待权利”,张文显等提出的“权利本位论”,等等,都是如此。法理是与时俱进的,法理的概括新新不已。比如,张文显根据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了“美好生活权”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对已有“适当生活水准权”的超越,不仅丰富了权利概念体系,而且对权利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还将引领法律发展方向。法理是法律的根本,也是法律的元件,还是法律的标尺,法理之有无和多少,直接决定着法学水平的高低和法治建设的好坏。我们要努力并善于提炼各种法的概念、命题和原理,特别是一些既有标识性又有通用性的法的概念、命题和原理。

  思考与想象是人的本质力量,而法理本质上是思想理论,人们通过发挥思考与想象的能力才能将其思想化、理论化。

  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法律是人的行为规范,但之所以法律能够发挥“规范”的作用,或者说,其合法性的来源其实是自由、平等、博爱、权利、公正、道义、责任等基本理念以及由这些理念构成的思想理论。而法律不过是它们的具体化、规则化和体系化。前者属于原理,后者属于规则,前者是源,后者是流,后者万变不离其宗。正如法学家弗里德曼所说,“法典背后有强大的思想运动”,法理的核心是法的思想理论。

  所谓的思考与想象,具体来说,一方面是指通过思考和想象来提炼法理,另一方面法理也能够启迪人们进一步地思考与想象。正如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德沃金的《认真对待权利》、路易斯·亨金的《权利的时代》以及张文显等的《权利本位论》等等,它们之间既有思想的联系和启发,也有思想的发展和丰富。

  人们提出的法的概念、命题和原理,要经过思辨、经受批判、接受检验,而且只有经得起思辨与批判的法的概念、命题和原理才能成为法理。所以,思辨与批判是成就法理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法和环节。

  “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这是霍姆斯的一句名言,经常被人们引用。也许霍姆斯的这句话有其具体语境,但不管怎么说,它还是会引人误解。难道逻辑与经验是相互冲突、不可兼容的?难道逻辑中没有经验?经验不讲逻辑?显然不是如此,逻辑中有经验,经验也讲逻辑。准确地说,法律也是一种经验逻辑,或者是逻辑化的经验。也正因其是逻辑化的经验,所以进而才是法律化的经验。

  法理只有经得起思辨与批判,才具有公理性和权威性。思辨与批判不会削弱法理的公理性、权威性和逻辑性,只会祛除那些附加于法理或冒充为法理的东西,使其更加纯粹入理,进而增强其公理性和权威性。就此而言,法理学也是法批判学。未经严格思辨批判的东西,不能成为法理,也不能成为法律。

  法理不仅是概括出来的,也是分析出来的。概括与分析相辅相成,正因为法理是概括出来的,所以法理也要分析和阐释。德沃金说,“法律是一种阐释性概念。”如果不会分析,就无法充分揭示或阐释法理,也不会使人深刻地认知其中的法理。只有可供分析的法的概念、命题和原理才有法理内涵,才是法理。

  例如,“法治中国”就是一个重要的法的概念、命题和原理。但其中究竟有什么或哪些法理就需要进行分析,并且分析得如何直接决定着人们对“法治中国”的认知和践行。“法治中国”是对一般化“法治国家”的中国化,强调法治的中国元素、中国特色。法治具有普遍性,但也具有国别性,法治是由一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共同决定的。中国法治建设可以借鉴别国乃至世界法治文明成就,但不能盲目地照抄照搬,而应立足中国国情,将法治的一般原理、普遍规律与中国国情、中国元素结合起来,将法治中国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中国”明确了法治的主体性、中国性、自主性,也提出了法治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要在法治中国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化的法治理论,包括法治的中国话语、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进而形成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法学,从而对世界法治文明作出中国贡献,增加世界法治文明的多样性。“法治中国”的法理十分丰富深刻,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意义,需要人们将其分析揭示出来。

  法理是广泛存在的,但许多法理是潜在的,需要将其分析出来。法理之有无和多少,也取决于人们的法理分析能力。提高法理分析能力,才能把法理发扬光大。

  思想不是点滴火花,理论不是片言只语,而是一个凝聚逻辑性经验、思维的体系。所以黑格尔说:“真理是全体”。法理也是如此。这是由法理和法律的属性决定的。法理本质上是“善良公平之术”,要全方位、体系化地思考,法律实质上是各种关系的平衡和圆全,最忌偏极和片面,法理的“面面观”,法律才能“面面俱到”,法理“无懈可击”,法律才能“疏而不漏”。这样的法理、法律就应该是全面、成体系的真理,它要求法理、法律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支持、相得益彰、自成一体,而不能相互排斥、相互矛盾、相互解构、各自一体。

  体系化的方法,意指要从各种体系中提炼法理,提炼出来的法理能够体系化、具有体系性。能否体系化、有无体系性,是检验法理广度和深度的重要标准。

  法理无所不在。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向、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所谓‘法的精神’。”这揭示了法理学的广度和深度。法理学要探究天地人、追求真善美,法理学本质上是一个庞大万有的体系化工程。

  这涉及到法律语言和法律修辞的问题。法律语言是由法律的属性决定的。法律具有普遍性,要使法律为人们所掌握、所遵守、所运用,就要求法律大众化,法律要易于记取、便于传播、利于遵循,就要求法律金句化。所谓金句,就是一种高度凝练的表达形式,比如“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律者,所以定纷止争也”“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自由”等。

  法律有其特定的载体,无论是鸿篇巨制的法典还是单行条例的规定,都要表现为一条条的法条,最好的法条就是一条条的格言、一系列的警句。作为对法律的再概括,法理更应表现为金句或名言警句,金句才是表达法理的最佳形式,法理就应该是至理名言。许多法律谚语、经典名句就是金句。这类金句,具有普遍的效法意义,可以“一言而为天下法”,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思想内涵,也便于发展演绎。

  但目前我们的法理表达还存在文字堆砌、佶屈聱牙、晦涩难懂、专业小众、条理不清、逻辑不严等突出问题,人为地在法律与大众之间设施障碍,以人为壑,严重地影响了法律向社会大众的传播普及。要改变这种情况,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把法理以金句的形式表达出来,如果有了这些金句,比如“从身份到契约”“为权利而斗争”“认真对待权利”“权利本位”等等,那么法理就能众所周知、耳熟能详、口口相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行之得法。

  如果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法理学就应当是当代法学的精华。目前的中国法理学急需转型升级,这涉及很多方面,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提炼法理,这既关系到中国法理学学科构建和法学的思想品位,也关系到中国法学的水平和层次。所以,在我国法学探索的征途中,要综合使用概括、思考与想象、思辨与批判、分析、体系化和金句表达的方法,善于提炼法理,进而把握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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