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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称社会底层向上层流动受阻 流动机制不公平

发布时间:2019-05-15 13:45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我们应当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即只要是中国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论是偏远地区农民的子女还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以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命运。

  2010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提出一个疑问: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吗?文章感叹,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日趋严重,“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严峻社会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再不可漠视。

  早在2004年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调查报告中就指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多。课题的组长陆学艺当时就警惕地指出:“如果三年、五年乃至十年、百年长此以往,就不是2.1倍的问题了,这个数字就会高得多了。”

  近年来,“农民工二代”、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垄二代”(全家几代人都在国有垄断企业)的概念日渐清晰,人们感到改变命运的渠道越来越窄。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真的越来越大了吗?

  2009年,全国高考弃考人数达84万。为何造成缺考人数多,人口逐减、个人成绩差等是不容忽略的客观原因。但有媒体报道,高职、大专院校毕业生“就业难,收入低”。“昂贵的学费”、“毕业即失业”是农村学生弃考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山东省政府部门工作的周兴在家乡被传为神线年前,这个出生在湖北省西南部农村一个土家族的孩子,考上了山东某著名大学,从而人生发生转变。然而,近年来,这个神话成了绝版。

  “近几年,村里考上大学的孩子不少,但都是一些不知名的学校,真正考上名校的几乎绝迹。”周兴觉得很惋惜。

  作为国家级的贫困县,周兴的乡亲中,能承担上万元大学学费的并不多。“靠地吃饭的农民一年能攒下几千元,算是好的。”周兴说,看到不少人在外面打工能赚钱。现在家里的孩子们要么去读技校学手艺,要么就外出打工挣钱。

  从古至今,“读书受教育”一直是底层人士实现向上流动,改变自身命运的一种方式。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后,一大批贫寒子弟通过高考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许多人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然而,这种观念正在慢慢发生了变化。

  “他们也想孩子有个好出路,不过,现在看来,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靠读书改变命运已成记忆。”周兴有些感慨,“当年,我们每个人都想考到县城的好高中。虽然试卷相同,但我们的录取分数必须比县城的学生高10分。”

  这个道理在高考录取中也是一样。全国各地学生考取北京著名大学的分数就高于北京市户籍的学生。有调查显示,在重庆市,每5个考生中几乎就有一个考生加分。2010年加分人数占到17.19%,2009年更是达到30%。而农村的孩子更少有获得加分的机会。

  北京大学教授潘维的一组数据印证了这一说法,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调查显示,即便是以农学为主的中国农业大学,1999年至2001年,农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

  “考上大学的多,而考上名校的少。”从安徽六安的农村读书出来的李伦,其父亲是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他常听到父亲感慨,“靠读书出人头地也难”。他的家乡是典型靠“打工经济”发展起来。“出去打工的人,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小洋楼。反而是自己这种大学毕业后在城市打拼,靠自身能力买房都有些吃力的人,根本没能力再给父母在家盖楼。”李伦说,以前回家过年,乡亲们都投来赞誉的眼光,现在反倒自己觉得不好意思。

  李伦感慨,虽然读好书仍然是乡亲们亘古不变的“信条”,但他们也逐渐有选择性地趋利避害,即便是读了好大学,没有路子,也很难找到一份好工作。

  “现在给年轻人的机会,还是少了些。”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龙乐豪如此感叹。他幼时家庭贫困,只得在家放牛,直到1949年武汉解放,11岁的龙乐豪才得以读小学,日后并有机会去改变命运。他说自己一个没什么背景的农村娃娃,能够有今日的成就,除了靠自己,更是得益于机遇。

  许多年轻的农民工正是怀着这样一个“淘金梦”走进了城市。但是随即,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淘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随着国家经济转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打工的收入一直不见增加。受政策的限制,农民工们缺少应有的社会保障和与城市人平等的福利待遇,加上城乡差距的扩大,城市门槛的提高,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向上流动的空间更是少之又少,背井离乡的人们早已“淘金梦”碎。

  今年19岁的杨王邦是广西钦州的一个普通农村孩子。当他的同龄人正踏进大学校门的时候,他已经是南宁一家炸石厂中有着三年工作经验的熟手。然而,今年他辞去了这份每月工资1500元、看起来“还可以”的工作。原因是要与正在东莞打工的父亲杨贵合一起工作,“父子有个照应”。

  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的杨王邦说,自己本来就不是读书的料。在他眼里,比他大两岁的堂哥见多识广。堂哥告诉他,出来打工就是见见世面,感受一下城市,发财的梦想不是那么容易实现。能够不做普通的纯劳务工作,找一份技术性强的岗位工作,才是他们踏踏实实的前途。

  2009年下半年,南京市下关区劳动就业管理中心进行的一次事业编制人员招聘中,录用的四人中有三人是局领导的子女。据其上级单位解释,此次招聘本身就是面向包括在职的无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以及局系统职工的子女或配偶。这是系统内的一次“公开、公平”招聘。

  王心(化名)并不否认自己“官二代”的身份,父亲是中部某地级市的高官。而在高中老师和同学的眼里,聪明好学的他绝对是清华、北大的苗子。然而,高考那一年,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的高考成绩离北大的录取线差了几分。在他父亲开到一张能够加分的“凭据”后,他才险过录取线年大学本科毕业后的王心,也曾想靠自己能力拼搏。然而他觉得“理想与现实相距太远”,在父亲的帮助下,最终进入某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工作。

  王心不避讳去谈这些,因为这一切都是现实。在王心的同学中不乏优秀之人。但大学毕业后,那些没有社会资源的同学只能盲目地去寻找机会。

  老家山西的林国(化名),现在是中央某部门的一名公务员,他坦言,自己从读硕士到考公务员,都是家人为他设计的。他的爸爸就是人们常称的“煤老板”。读大学的时候,同学们开他的玩笑说:家里的钱多得要用卡车运出去。但是,爸爸却没有要他接手生意,而是叫他到政府部门做事。最终在父亲的指点和“支持”下,他报考了中央某机关的冷门职位,并顺利考上。不久,爸爸又给他在北京四环买了一套房子。

  林国说,他完全没有体会过同龄人的“北漂”的感觉。刚毕业几年,他周围过得比较好的同学,大多要靠父母的经济、关系做坚强后盾。找工作、买房、买车,哪一样缺了父母的支持都不行。

  据“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显示:以毕业后半年为界,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而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的只有15%。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说:“从现实的情况看,目前,各阶层之间流动受阻的情况是存在的。”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也提出担忧:“近几年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以及农民工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动力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渠道有变窄的趋势。”

  “从历史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机会。那时候,只要有胆识,下海当个体户的、搞承包的、考大学的、出国留学的,以及后来炒股票的、炒楼的、弄创业板的,这些人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顾骏说,“这些都不需要太多家庭关系,不需要资源,有胆子去做就行。”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一个人生存越来越需要资源,没有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的人,改变自己的命运越来越难。

  他举例说,现在学生去一些金融单位应聘,都需要填写一份家庭关系表,能不能被录取,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没有资源进行交换的学生,最终只有被淘汰的命运”。而唐家岭那些“蚁族”,并不是所有大学生的问题,而是没有资源的穷学生的问题。

  究竟怎样流动才是合理?顾骏说:“目前,还没有人能做这样的调查,在技术层面上很难实现,需要大量的人力。”但是,社会要发展,必须要有充分的流动。顾骏有些忧虑:“中国的阶层正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一旦‘固化’,新人就很难再进入。”

  “社会资源主要是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三种。在国外,三种资源往往是统一在某些少数群体手上,收入、权力、声望,一般都是一致的,三者统一。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三种资源是不统一的。干部有权,但它的经济收入和文化资源,相对较少;知识分子原来是有声望有文化,社会名声不错,但权太小,钱太少;老板有钱,但是声望和权力资源匮乏,20世纪80年代的老板有一句话:穷得只剩下钱了。”陆学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谈到。

  “现在呢,不少官员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是有房有车,有的人即使是高中毕业,也要去弄个博士当;很多教授工资也高了很多,有人买了车,住上了高级公寓。而老板中的博士也不少了,有不少还当上了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陆学艺分析道,“现在的危险不在于上层人物开始兼具三种社会资源,而是公平、公正、合理上做得不够。渠道开放不够,比如户口制度卡着,农民子弟除了考大学这条路,没有别的渠道向上流动,即使出来打工,还是个农民工。”

  他指出: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着人们向上流动以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社会流动模式呈现出新老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两重性特点。

  他提醒,社会资源在集聚,而后续的改革没有跟上,户口、就业、人事制度基本上还卡着,社会流动的渠道有被封闭的危险。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不同层次人员的流动,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流动越活跃、通道越畅通,社会通常越有活力。相反,如果不能在中国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可能引发社会结构性矛盾,使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面临困难,甚至有倒退危险。

  在今年3月接受的一次采访中,陆学艺认为,他目前划分的社会阶层结构没有变化。这是由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科技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十个阶层构成。但在数量上有所不同。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增加。

  陆学艺说,根据他近几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社会上下流动的速度正在加快,从社会底层流到中层的人员,估计每年有七八百万人,即每年基本上增加700万到800万的中产阶层。他说,现在每年增加近100万个老板(民营企业家)。而历史上,平均每年只增加50多万个,这些老板绝大部分是中产。同时,现在每年增加100多万个个体工商户,假设其中20%~30%是中产,那每年也有30万个成为中产。还有农业养殖专业户,总量至少超过100万人,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关于他划分的十大阶层,我认为并不合理。我认为,中国阶层划分应该用一个同心圆来表述。而同心圆的核心就是‘权力’。离权力越远的人,就像螺旋转动一样,被抛出局外。”

  今年,7万人赶考湖北省公务员。图为考生走进中南民族大学11号楼考点。汤振华摄

  ——大学收费高、毕业工作难找,农村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动力越来越小

  在北京做家政的肖梅近来格外烦恼。远在四川广汉老家的儿子初中毕业,考上了县城里的重点高中。是让儿子继续读高中、考大学?还是干脆去念个技校、过两年出来打工?

  肖梅服务的家庭是两位退休老教师,他们力劝肖梅一定要让儿子读书,因为“知识改变命运”。这两位老教师也是四川人,其女儿1988年考入北京大学,之后进入国家机关工作,如今有房有车有官职,父母家人都跟着享福。“难道你想让儿子和你一样一辈子在外打工?”

  肖梅当然希望儿子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不当农民、不当农民工。但是,她有自己的难处。儿子学习成绩不错,可未必能考上北京大学这类顶尖名校。如果最终只考上四川省内的普通高校,父母辛苦在外打工供其读7年书,将来可能还是找不到好工作。

  “我们村里这样的人家多了。大学也读了,花了家里六七万元,结果毕业后找不着好工作,也是一样在外打工,户口还是回老家。”

  “我租房的院子里,也有七八个大学毕业生,有甘肃的、有河南的。念了大学,还不是一样卖保险、搞推销,这几天有工作、过两天又没工作,挣得还不一定有我多。”

  进入9月,儿子还是按时上学了。同时,肖梅也在北京以及四川物色合适的技工学校。“学个理发、厨师什么的,有一技之长,将来找得着活儿,能养活自己。”在肖梅看来,这些是城里孩子不屑学、将来也不屑干的,可能是儿子这个农家子弟最好的选择。

  “我觉得非常遗憾,近几年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以及农民工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动力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总体上看,渠道有变窄的趋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表示。

  社会中不同层次人员的流动,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特别是从收入、地位等较低层面向较高层面的流动,流动越活跃、通道越畅通,社会通常越有活力。

  教育是现代社会实现不同层面流动的关键渠道。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从那时起,一大批贫寒家庭的年轻人通过高考,真正实现了“鲤鱼跳龙门”,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甚至同时改变了整个家庭以及家庭中下一代的命运。在许多农村家庭,再穷也要供有望考上大学的孩子读书。但这种状况在近几年出现了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处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上世纪90年代初,该校学生中约有一半家在乡镇农村,现在这个比例明显下降。此前,中国农业大学对新生城乡比例的调查显示,1999年至2001年农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南开大学的一份数据表明,2006年该校农村新生比例约为30%,2008年为24%。

  中国人民大学的这位人士认为,这种比例的下降可以从“成本—收益”两方面衡量。1999年后,高校普遍扩招,上大学、上名校的机会从数量上看是增加了。但与此同时,高校收费水平大幅提高。“1992年,本科生一年的学费是400元左右,其他费用很少。现在,光学费就涨了10倍不止。学生宿舍条件好了很多,有的还带卫生间,可住宿费也高出不少。”高昂的学费,让一些收入偏低的家庭望而生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扩招的机会较少流向农村。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开始出现。“毕业即失业”,为高等教育支付的成本高了,收益却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甚至还是降低了。这使得“知识改变命运”逐渐变得不再那么有吸引力。

  对农民家庭而言,改善生活的另一条渠道是进城务工。许多农民工也正是怀着这样的梦想走进城市的。但是,由于农民工工资长期徘徊在较低的水平,多数人缺少应有的社会保障,因此其向上流动的空间也非常小。城乡差距的扩大,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

  ——就业过程中“背景”的排他性作用成为最大的就业歧视,高校毕业生中的农民和农民工子女在就业质量上明显处于弱势

  就业,是实现不同群体间流动的重要环节。当农民还是当律师、走街串巷卖保险还是在银行敞亮的空调屋里工作,在京沪广这样的大城市拥有稳定的工作还是做“北漂”,差别显而易见。

  吴乐霞大学毕业后在某部委下属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了6年,一直是“编制外员工”。“这6年,单位几乎每年都会空出一两个编制,但都是有关系、有背景的人顶上来,我干得再好也没希望‘转正’。转不成编制内员工,工资差出一大截,而且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有一年新进来一名家在山东农村的正式员工,吴乐霞起初还觉得,看来转正还是有机会,后来才听说,这名员工虽然家境一般,却是单位领导的亲戚。

  唐先生在一家军工央企做人力资源工作。“企业招人,首先还是看能力、看素质。但是,每到招聘时,打招呼、递条子的太多了,都是方方面面的领导以及合作伙伴,不可能不考虑。最后,如果几个应聘者条件差不多,肯定会招那个打过招呼的。”这家企业近几年每年要招用近千名大学生,如果只是看数量,其中70%以上的新招人员没有什么关系背景,但仔细分析,没背景的主要集中在企业位于内蒙古、贵州等地的分公司,而能留在北京等地的总部以及一些条件较好的科研机构或收入较高的二级公司的,多多少少都托过人。

  正因如此,近两年已有多位专家指出,当前最主要的就业歧视,不是性别歧视、、年龄歧视等,而是在就业过程中“背景”、“关系”、“人脉”的决定性、排他性作用。

  “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对50万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通过这份调查可以看出,在“211”院校中,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入学时以576分的平均分领先于管理阶层子女的557分,但其找工作则要艰辛的多。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远远高出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15%的比例。在就业质量上也处于弱势,2008、2009两届毕业生中的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

  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

  专家认为,当家庭背景成为就业过程中一道不断升高的“隐形门槛”,普通人家的子弟,因为其父母没有金钱和权力,难以进入社会上升通道,而有着强大社会资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则可以轻松获得体面的工作、较高的收入以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状况不仅影响就业公平,在当今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更加剧了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

  我国目前的户籍制度以及一些人口管理制度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就业歧视。最近,北京市面向全市招考740个公务员职位,明确规定,参加考试人员范围是“北京市常住户口且人事行政关系在京的人员,年龄须在18岁以上、35岁以下”,并特别注明“不包括2010年非北京生源应届毕业生及户口档案保留在学校的非北京生源往届毕业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指出,这其中包含着显而易见的“户籍歧视”和“身份歧视 ”。但人们早就习以为常,首先想到的反而是如何挖空心思找关系运作,让儿女符合招考条件。

  ——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打破就业壁垒,营造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不能绝对这么说,当今社会还是有许多机会,让有才能、有智慧、有勇气的人大展身手、改变命运的。但是,目前出身和背景对人们后天发展的影响确实越来越大。我们要高度重视其中不平等的环节,破除更多的障碍。”苏海南这样认为。

  不过,对很多普通人来说,他们不会这么理性地分析。“穷二代”、“富二代”、“垄二代”、“官二代”……这些说法刺激着人们的神经,也是不少人身边的现实。

  ——据调查,二代农民工,其父母几乎都是农民或农民工,只有极个别曾是乡镇干部或乡村教师医生等公职人员。目前,农民工是城镇收入偏低的一个群体。

  ——20岁的投资公司董事长、22岁的房地产企业老板……“富二代”不断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其父辈不仅可以让其拥有良好的教育资源,甚至有地方政府拿钱出来培训“富二代”。

  ——三代人都在民航、一家人全干电力——有人戏称“垄二代”把好工作先分了。在一些地方性的垄断企业,有岗位空缺通常不会向社会公开招聘,往往都是在内部推荐的人选中选择。

  ——公务员的招考相对透明,但事业单位还未做到全部公开招聘,“内部招聘”、“人情招聘”的现象仍很突出。江西武宁就曾有过一些事业单位提供的岗位仅允许本县科级干部子女或家属报考。

  专家指出,“二代”现象折射出当前阶层固化的倾向。阶层固化不仅影响社会活力,也影响稳定。只有实现社会的良性流动,社会才能在飞速前进中保持稳定与平衡。

  如何让向上流动的通道更加畅通?苏海南认为,首要的一点就是打破城乡分割的壁垒,改变存在多年的城乡二元结构。其中关键的一点是改革户籍制度,减少户籍对劳动力的束缚以及对人口流动的负面作用。第二是全面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服务的均等化。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及措施应当首先考虑,而不是最后才照顾到这部分人群。城乡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应当尽可能一致,别让农村的孩子在起跑线上就落后一大截。第三是在人力资源市场建设方面,破除种种不合理的障碍以及歧视性的政策措施,尤其要打破那些垄断行业、权力部门的就业壁垒,防止近亲繁殖,尽可能实现就业公平。国家应当通过完善法律法规,约束用人单位的招聘行为,加强监督并纠正各种歧视性招聘行为。第四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让财富更多地向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倾斜,同时打击权力寻租和灰色收入。此外,干部任用制度也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

  最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文,今后大学生“村官”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报考公务员,不再实行加分等优惠政策。人社部还承诺,继公务员公开招考后,2012年,全国所有的事业单位也将做到公开招考。这些有助于公平公正的措施受到普遍欢迎。

  苏海南表示,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一个社会变迁比较剧烈的时代,阶层结构肯定会发生变化,关键是朝什么方向发展。“一定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我们应当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即只要是中国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论是偏远地区农民的子女还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能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命运。只有这样,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才有保障。”(白天亮)

  如果缺少一种可以流动的机制,会越来越边缘化,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70岁的河南农民老程原本过得挺惬意。千辛万苦,老程终于把小儿子供上了大学。孩子毕业留在北京,虽然只是小职员,可让老两口的养老有了着落,其他3个当农民的兄弟们盖房子、看病,他也搭把手。

  老程说,村里年纪相仿的老哥儿们,也都是“沾”了进城子女的“光”,有钱花、有指望的日子挺好。

  可最近几年,惬意的老程心里渐渐不安起来——孙子们小小年纪全都去城里打工了!他质问:“为啥不读下去,读大学!”

  几个留在农村的儿子回答说,农家娃毕业后根本找不到好工作。“在街上发传单,挣钱还不够吃饭。白花了几万块供他!”儿子还说,邻县前年选了12名乡长,基本都是官员和老板的子弟。“这社会就是三六九等的,你还敢指望‘鲤鱼跳龙门’么?”

  老程当然没话说。可眼见孙儿们在城里受累,“房子买不起、生病看不起、女人娶不起、麻烦惹不起”,日子过得拮据又憋屈,想想自己当年“改换门庭”的渴望与艰辛,老程脸上渐渐没了笑容。

  一个社会难免出现阶层分化。正是这种“差异”产生的动力,让人们为了向上层流动而努力奋斗,让人们不断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获得社会的认可与“擢升”。 “往前追三代,都是苦出身”——现在大多数的“金领”、“白领”,其实根儿都在农村。像老程家那样,哪怕只有一个人“上了一层”,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情感上,他都有能力反过来关照整个家庭乃至家族。向上的“奋斗”与向下的“反顾”,使城乡之间、贫富之间始终保持紧密联系、和谐共生。

  然而,如果缺少一种可以流动的机制,如果社会成员一出生就被烙上“穷人”、“富人”的印记,如果全凭家庭背景和人脉关系而非个人能力来决定一生的成败,那么社会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始终被边缘化。深深的失望将导致强烈的被剥夺感,以及“仇富”、“仇官”等反社会情绪,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另一方面,身处缺乏竞争的安乐群,占据优势社会地位的强势群体,往往只在意既得利益是否安稳,并不会真正关注甚至在某些方面阻挠经济社会的进步。

  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日趋严重,“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严峻社会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再不可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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