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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三四十年代 中国“阶级”概念的演变

发布时间:2019-05-15 13:45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摘要]在20世纪20年代,“阶级”概念已被中国大量用于分析中国社会。后来扩大到以“阶级意识”来分析问题,如反对“非无产阶级意识”。到了三四十年代,特别是由于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复杂交织的局势,为适应中国革命发展和党的革命理论发展的需要,“阶级”概念被扩大到分析中国社会的各个具体阶层,及其在中国革命运动不同阶段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和判断,因时局的不断发展变化而多次改变。由此中共逐渐建构起一套针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意识形态分析理论。同时,“阶级”概念扩展到党内,成为思想斗争的理论武器。这样,“阶级”概念不但包含了实体性“阶级”本身,而且包含了“意识”意义上的“阶级”。以“阶级”概念为分析起点的阶级理论,构成了中国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际上法西斯主义势力不断膨胀,世界局势风云变幻;而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日益加深变得更加复杂。中国在各种矛盾错综交织的时局下,通过分析和处理社会各个阶级或阶层关系,逐步形成一套以“阶级”概念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理论。这套理论的形成,将“阶级”概念由原来的政治、经济层面的含义扩展到了思想意识层面,其运用范围也从党外扩展到了党内。

  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分析概念,“阶级”这个外来词汇,在中国的清末民初才开始被国人使用。中国本土化的“阶级”概念,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指经济层面上的含义,而是指涉了经济与政治的相互联系,这是“阶级”概念在中国近代以来思想界使用中的一个特点。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第五号发表名为《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的文章,以俄国的阶级状况为例指出:“俄国之经济制度,尚未脱封建时代之状态,其挟经济上势力者,大抵为贵族、僧侣、地主,而是三者固皆有政治上势力之阶级也。” (《朱执信集》上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1页。)在这段话中,“阶级”这个概念已触及了政治层面上的含义,意味着“阶级”一词开始成为政治分析的用语。在随后的一二十年里,李大钊、陈望道等也相继采用“阶级”概念的经济和政治含义来分析中国社会问题。1919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其中提到:“后来属于一阶级的,知道他们对于别的阶级,到底是立于不相容的地位,阶级竞争是他们不能避的运命,就是有了阶级的自觉,阶级间就起了竞争。”(《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页。)“阶级的自觉”、“阶级竞争”等的提法,表明“阶级”概念又包容了政治与意识的含义。在20世纪20年代思想理论界,普遍认同“阶级”概念的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含义,以至于一本社会科学词典这样描述“阶级”的特征:“阶级的特征是牠的构成各员关于共通的经济利害互相团结的,全体讲来对于国家全体收入的分配是和他们斗争的他的阶级是对立的。为了阶级利害的维持和增大的对抗,就发生政治的对抗了。因此阶级就可用下列的说法:——阶级是由经济的及政治的利害的共通而结合的集团。” (高希圣等编《社会科学大词典》,世界书局1929年版,第640—641页。)词典中的概念定义,代表的是这个时代的思想与知识的综合,它在一般意义上,是这个时代社会思想的共同认知。

  从经济与政治含义上观察“阶级”的构成,是中共早期理论的一种特色。1925年曾对中国社会的各阶级进行分析,他的依据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虽然没有对“阶级”概念作出明确的定义,但这里的“地位”与“态度”指涉,已经意味着观察到,“阶级”概念主要由经济与政治两种要素所构成。建立在这种理论认知基础上,再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将中国社会阶层划分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等几种阶级成分。对于其中每一种“阶级”的分析,都科学地使用与“阶级”内涵相关的概念,如“生产关系”、“生产力”、“帝国主义”、“半殖民地”等等。实际上,任何一个概念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它必定要与周边的概念共存,并且也只能在这种共存关系中才能被理解,的分析显然体现了这种理论逻辑。的这种“阶级”分析,在中共早期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但为中国革命的性质、力量、对象等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也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党内政治与思想格局的变化,“阶级”概念的使用又被赋予了“意识”的特征,显示“阶级”这个概念在实际运用中内涵的充实与提升。关于“阶级意识”,李达曾这样论述:“无产阶级感于生活之压迫,发生阶级的自觉,因而产生阶级的意识。资本阶级之社会意识反社会之趋向增大,而无产者阶级意识社会化之趋向亦因而增大,潮流所激,资本阶级虽然欲借政治权力以维持有利之社会意识,而新社会意识非取而代之不止也。”(《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4页。)后期创造社成员曾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做过大量的研究。1928年彭康在评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时就认为,对科玄论战双方的批判应该在“‘普罗列搭利亚特’意识之下,用辩证法的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的伦理来做根据”(彭康:《科学与人生观——近几年来中国思想界底总结算》,《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15日。)。创造社刊物《文化批判》曾对“阶级意识”下了这样的定义:“同属于一个阶级的人们,虽然也有贫富的等差,但其收入的源泉与获得生活资料的式样却是一样的。因这种经济的物质条件,阶级的构成员明白在同一的阶级内,他们底利害关系是一致,而且要与在经济的关系上完全相反的阶级抵抗,更非巩固地团结不可。这种对于共同利害的自觉,对于他阶级的反目的自觉,称为阶级意识。”(同人:《阶级意识》,《文化批判》第4号, 1928年4月15日。) 显然,后期创造社成员对“阶级”这个概念的理解,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他们原本就是一个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群体,后来大多数成员又加入了中共领导的“左联”。他们关于“阶级意识”的观点,是中共阶级意识形态理论在文化阵线上的表现。

  这些涉及“阶级意识”的论述,对此后中共阶级理论的演变带来了影响。1929年,左翼作家林伯修在谈到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的大众化问题时,认为“普罗文学底大众化,固然要使大众爱护,但不是一味在讨他们的‘欢喜’而只管去追随他们”,这是因为“他们的意识,除开一部分觉醒的人们以外,不是受了资产阶级的意德沃罗基(即意识形态——引者注)底支配,就是自然成长性的阶级意识底缘故”(林伯修:《一九二九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上海文艺出版社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页。)。1930年,何大白从文学阶级性的角度强调:“一个文学的作品,是代表一个阶级的一种意德沃罗基的。”(何大白:《中国新兴文学的意义》,上海文艺出版社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集,第374页。)何大白与林伯修的观点不谋而合,在“阶级”概念经历经济学、政治学阐释之后,又把“阶级”概念的含义引入意识形态的层面。对“阶级意识”的分析,在“阶级”概念的意义生成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因为,这种分析意味着“阶级”这个概念,已从原初的经济或政治含义,演化为文化意识上的含义,使得后来“阶级”概念可能用于对思想问题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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