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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现在各年龄阶层受教育情况是怎样的?

发布时间:2019-07-04 13:23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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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在我国,尽管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青年失业问题仍十分突出。由全国青联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联合进行的“中国首次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在2005年5月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青年失业率为9%,高于中国6.1%左右的社会平均失业率,而在失业青年中,失业一年以上的长期失业者占72%(代小琳,2005)。另据黑龙江、山东、安徽三省的统计,35岁以下的下岗失业青年分别占下岗失业人员总数的32%,34.2%和40%(刘爱平,2004)。

  失业与贫穷可能会有世代效果,也就是说,父母亲这一代的失业与贫穷,可能会持续影响到其下一代的失业与贫穷,形成所谓的“下层阶级”(underclass),世代陷入贫困的生活之中而不易脱离出来,其贫穷效果会一代代地延续下去。

  经济学家Becker(1993)的人力资本理论,从个人特质出发,强调与生产力有关的知识与技术是一个可获得报酬的投资;劳动力品质的良莠和未来职场上的期待具有函数关系,个人应能够善用“理性”(rationality )来做最佳的选择,使其报酬“最大化”(maximization)。因此在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不足的个人,因为教育程度低,工作能力差,就业经验不足,往往会削弱其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造成其工作报酬偏低。由于工作所得不足,个人极其家庭沦入贫困而依赖社会救助的可能性因此增高。

  人力资本理论也常被用来说明一般家庭的经济差异,也就是假设家庭中的个人以其人力资本换取劳动力市场的报酬,其进而决定了家庭的经济状况。简单地说,人力资本论重视市场如何将财富分配到家庭中,而个人的人力资本正提供了这样的机制。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虽然是个人在市场上所获得的薪资,当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必须考虑其内部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包括家庭中个别与整体的消费情形,其中能影响“再分配”的因素,除了文化还有家庭权力结构等(Curitis ,1986,转引自薛成泰,2000)。以一般的家庭来说,如果只强调个人(如家长)的人力资本,将忽略家庭中其他人(如配偶、子女)的人力资本,可能会造成解释上的偏差。此外,家庭的组成不论是男人、女人,成人或小孩,劳动力人口或依赖人口,都会影响家庭中财富的再分配。

  人力资本论的观点是偏向以个人因素解释贫穷,个人是因为不符合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因此只能从事低薪工作,或者被市场排斥在外。这种观点可归为“需求”面看个人与劳动市场的关系,认为个人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是因为和生产有关的教育、技术等条件,无法满足劳动市场需求,因为缺乏经济的报酬而容易落入贫穷。可是劳动力市场并非完全竞争与理性的机制,人力资本理论受到最多的批评的,即是对结构因素的忽略;于是兴起从经济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特性的观点来解释贫穷,即所谓新结构论者(neo-structuralists)的观点。

  强调劳动力结构重要性的理论中,双元劳动市场(dual labor market )理论发展于1960年末期,该理论认为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有逐渐二分的趋势。即主要(primary )和次级(secondary)两个部门(sector)。前者具有高薪、工作环境好、就业稳定、具有较多机会转换和升迁等特质;后者则相反,具有相对低薪、工作环境差、缺乏升迁机会且不易更换工作的特性(Piocre,1971)。简单地说,这两个部分分别规范了成员的经济活动,即使成员具有类似的人力资本,也会因部门的不同导致经济报酬与地位的差异,这其中历史与结构的既定,超过了个人特质的重要性(Gordon,1972)。因此,有些人即使仍在劳动力市场上营生,却因工资低廉无法赚取到足够养家的水准,这些所谓的“工作贫穷”(working poor)有相当部分就是从事低层服务行业的女性和新生劳动力,他们即使有工作,因薪资低以致仍陷入贫穷(Mingione etal.,1996)。

  贫穷与父母世代的经济社会背景有关。根据Dahrendorf(1979)的“生活机会”(lifechances )观点,每个人生活中的选择和机会(opitions and ligatures),不是天生而平等的,是取决于他出生时所在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关系的定位,即如果儿童出生在贫穷家庭,或弱势的社会结构环境中,其成长过程中的种种选择和发展的“生活机会”受到限制和剥夺。所以,当他或她长大成人的历程中发生危机,例如婚姻中断、配偶死亡、组成单亲家庭等,就较容易陷入贫穷,依赖社会福利救助度过困境。Schiller(1989)所提出的“有限机会观点”(restricted opportunity argument )也指出,和一般人比较,少数民族、女性和低经济阶层的个人,在其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均等的机会去接受良好的教育,从事报酬较好的工作,获得较好的工作收入,因而阻碍和剥夺了其向上的社会流动(upword social mobility)的可能性,因而较容易成为贫困家庭的人口群。延续“经济剥夺”的观点,Rank(1994)提出“结构弱势的观点”(structural vulnerability explanation)来说明经济失利的两代效应,他认为美国社会中女性及黑人社会族群之所以有较高的贫穷率,是由社会结构的嵌入机制,以及两代间相似的社会经济地位所致。他指出贫穷人士沦入贫穷或依赖社会福利,一方面是由于有较低的人力资本,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原生家庭的经济资源不足,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无法投资和累积子女足够应对劳动力市场所需的人力资本,使其一旦发生婚姻中断、配偶死亡、组成单亲家庭等危机时,并没有足够的社会经济资源来应对生活的大变动,因而较容易陷入经济困境,而必须依赖社会福利的救助来维持家庭生活。

  本研究的对象是贫困家庭的第二代,年龄在10~25岁,其家庭贫困的鉴别使用了我国社会救助政策的标准,即政府核定的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家庭中青少年。

  本研究采取的研究方法有两种:一是抽样调查,调查实施的时间为2003年10月至11月。抽样步骤是随机抽取10个城市,分别为哈尔滨、北京、兰州、杭州、济南、武汉、长沙、重庆、昆明和南宁,从各城市随机抽取一个区;再由区民政局所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领取家庭(以下简称低保家庭)的登记名单中,随机抽取75个有10~25岁的青少年的家庭;入户由青少年自行填答问卷。为了与非贫困家庭的青少年进行比较研究,我们还在所抽取的区中,随机抽取了35个有10~25岁青少年的普通家庭,也由青少年自行填答问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100份,其中贫困家庭750份,普通家庭350份,回收有效问卷1028份,其中贫困家庭青少年问卷718份,普通家庭青少年问卷310份,回收率分别为95.7%和88.5%。二是深度访谈,分别于2004年1月和7月访问了住在北京市宣武区和海淀区的22位贫困家庭的青少年。

  从受教育程度看,调查统计结果都显示出贫困家庭青少年接受大专以上教育的比例低于普通家庭。以接受大专教育年龄一般为19岁来判断,调查对象年龄在19岁以上的青少年贫困家庭组为196人,占718人的27.3%,普通家庭组87人,占310人的28.1%,比例接近。在此基础上,调查统计显示接受大专(含高职)以上教育的青少年,贫困家庭有90人,在718人中占12.5%,在19岁以上的196人中占45.9%;普通家庭有58人,在310人中占18.9%,在19岁以上的87人占66.7%。两种统计结果都反映了贫困家庭青少年接受大专以上教育的比例较低。王雪梅等(2003)在北京市东城区所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分布在238个贫困家庭中的256个学生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很少,仅占7.7%。与我们的调查结果比较接近。2005年,全国青联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联合进行“中国首次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我国的失业青年中,职业中等教育水平的青年和初中文化水平的青年比重最高,分别占37%和30%;高中、大专生的比例均为13%,大学生的比例为5%。而该抽样调查的15~29岁青年的文化程度构成看,实际上职业中等教育水平、初中和高中文化水平青年的失业率要高于各类文化程度青年的平均失业水平(代小琳,2005)。结合本调查所呈现的贫困家庭青少年目前受教育情况,这些孩子将来沦入失业的可能性非常高,不仅无助于家庭脱贫,而且还可能成为第二代社会救助对象。

  从就读学校教育质量的评价看,贫困家庭青少年所就读学校的质量低于普通家庭,从表1显示的就读学校的教学质量的评价中可以看出,贫困家庭青少年近70%就读于教学质量一般的学校,只有20%多就读质量较好的学校。而普通家庭中有40%多的青少年就读质量较好的学校,而只有不到3%的青少年就读质量较差的学校。

  在访谈中,受访的22位青少年中,在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和初中)有8位,他们基本上就近入学,学校大多数是北京的普通学校,孩子们对这些学校都比较满意,这主要与政府教育部门努力推行义务教育标准化,减少学校与学校间教学品质差异有关。但在学校内部,尤其是初中,班级则被分出了“好班”和“差班”,有些孩子就在所谓“差班”,致使这些孩子不能公平获得教育资源,学业成绩难以提高,最终不能考取普通高中,只能进入职业高中。在受访的14位进入高中阶段教育的孩子中,仅有4位进入了普通高中,这些高中多是普通学校,而不是北京市的“示范高中”,其余10位都进入了职业高中,比例相当高。在我国普通高中属于“升学准备教育”,孩子在高中毕业后主要会参加“高考”,成绩通过录取分数线的孩子将进入大学读书。由于高中是非义务教育阶段,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机会升入普通高中,经过“中考”(初中考高中),合格者才能进入普通高中,其余孩子一般进入职业高中、中专或技校学习,这类学校则属于“职业准备教育”,教学设计更多是着眼于就业,而非升学,所以也就等同于失去了普通高等院校深造的机会。我们从孩子的访谈中得知,他们进入职业高中,主要是中考分数不理想,而他们要想获得更高的学历,则需要通过“兼职读书”或报考“高等职业学院”的方式完成,且在求学的过程中有很多不确定性。就读职业高中的孩子对自己的学校硬件设施、专业设置、教师素质基本满意,但对学校的学风,同学的学习态度不满意。可见,贫困家庭青少年进入“职业准备教育”的情况较为普遍,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可以预计其从事的工作多为基层性的,收入不高,升迁机会也不会太多。

  我的学校在职业高中里还不错,有六个专业班,毕业后我们一般都会给分配单位。(案例3)

  我们学校一般,我当初考不上高中,想上个好点的学校所以才选了现在这个学校的。(案例4)

  考高中的时候我报了两个普通高中,结果没考上,这个学校离我们家很近,而且听说是海淀区最好的职业高中,所以我就上这个学校,学校毕业管分配,高三下学期有实习,表现好就可以留在一个好公司。(案例6)

  我们学校(普通高中)是双语学校(英语),但跟人大附中(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北京最好的“示范高中”)相比差远了。我们一学期分两次班,期中和期末各分一次,我现在在三班,属于中等吧。(案例8)

  我们学校在职业高中里算挺不错的,特别是师资力量方面,是其他一般学校没法儿比的。(案例11)

  我们学校管理不错,但学生素质差,大多数学生不爱学习,教学方面比较落后,老师和学生经常有冲突,学校里有个心理调节室,锁着门平常都不开放,不知道为什么。(案例12)

  我们学校是区重点,高中部正在申办市重点。学校的硬件挺破的,应该改善。(案例13)

  我们学校是中医药学校和艺术学校合并的,师资雄厚,特别是艺术系的老师都是从全国各地招的。(案例14)

  我们学校不好(普通高中),主要是纪律不好,同学上课的时候闹,老师都不管。(案例15)

  我们学校的教学质量还可以,老师讲课不错。但学生的层次不同,有的学习比较好,有的不管什么课,都睡觉。(案例18)

  在我们的研究中认为青少年对于未来所获得的学历的期望,代表了对学业成就的憧憬。调查显示,贫困家庭青少年较多希望(36.6%)将来可以获得学士学位,而普通家庭中有约(47.6%)希望获得硕士以上学历,反映了贫困家庭青少年对自己学业成就期望低于普通家庭(表2)。

  在访谈中我们也询问了部分受访者的升学打算,小学阶段的孩子一般都有较高的志向,而中学阶段,尤其是在职业高中就学的孩子教育期望则偏重现实和具体,甚至已经有毕业后尽早工作的打算。在谈到将来,一些孩子还流露出对自己、家庭条件和前途的茫然。

  我以后打算读文科,希望自己能考上大学,普通的就可以了。(案例1,15岁)

  我有想过考大专,我爸也想我继续读书,看看高三的成绩再决定吧,成绩好的线岁)

  我将来走一步算一步吧,毕业后先工作,我们必须考过“商务英语中级”才能毕业。以后或者也会考一个高职吧,现在说不准。我希望家里多点钱,像比尔盖茨那样有钱,有了钱,先帮妈妈把病治好。(案例4,16岁)

  我没怎么想以后,看家里状况吧,不行就出去工作,要是还行而且我考试也可以的话就继续上学,应该继续学计算机方面的,其他感兴趣的方面也可以。我认为要上普高就上一个好点的,好好学习然后考大学;要不就上个职高,早点出来工作。(案例6,17岁)

  我想过要考大学,但没想过考什么专业,妈妈也没提过这方面的想法。家里的经济状况要变好的话,就要靠我努力,所以我现在要好好学习为自己将来的前途打基础。上大学的话还是想留在北京,可以经常回家看看。(案例8,16岁)

  现在还没想过继续读书还是工作,我对会计感兴趣。职高学习不吃力,如果继续读高职,还读这个专业。学习上就是希望成绩能再好点,尤其是英语更好,成为班里尖子。(案例9,16岁)

  如果条件允许,自己又争气的话,我会接着读书,现在读职高,将来可以考大专。如果考上,找工作也好一些。但是最近特忙、特累,不想想太多。(案例10,16岁)

  我想读完职高后去读高职,不过对自己的学习不太放心,如果有能力找工作的话,两年后也可以去工作,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案例11,18岁)

  上个学期期末的时候,学校有一个高职班,有一个就业班,我想继续上学,就报了高职班,也考上了,我会继续补习高中的课程,然后参加高考。比如可以考联大(北京联合大学)的幼教系。(案例14,17岁)

  我希望以后可以考大学,一级一级的往上升,可以升到硕士。(案例17,11岁)

  我希望可以继续上学,参加成人高考,但具体拿到什么学历为止,没想过,反正自己努力呗。(案例18,17岁)

  我下学期念初三,初三压力也挺大的,希望自己可以考高中,还想以后能够念大学,最好是能读到研究生。我对家里的经济情况还是知道一二的,我想改善这种状况,所以现在要努力读书。(案例19,14岁)

  我很想上大学,但能否继续深造,要看以后自己的情况,如果学得好,家里也有条件支持的话,我会选择继续读下去。(案例21,19岁)

  4.综合素质培养:贫困家庭的青少年较少参加课余补习班、兴趣班和聘请家庭教师。

  从我们访谈贫困家庭青少年的情况看,他们课余较少参加补习班和兴趣班,即使参加,也多是出于应付升学考试或等级证书考试,属于迫不得已。曾上过或正在上兴趣班的孩子,主要是在小学阶段,年龄较小,功课压力不大,且学费多是亲属支持的。

  初三的时候参加过一个数学补习班,但觉得没什么提高。现在没有参加补习班,也没有请家教。(案例1)

  我们计算机专业经常有一些等级考试,多考一些证书对于将来找工作有好处,所以我想报一些有关的辅导班,提高一下自己的计算机水平。但是家里情况不太好,所以一直都没报班。(案例5)

  我家没给我请过家教,也没参加过兴趣班。小学时有跆拳道班,我参加过。(案例9)

  我喜欢钢琴,但我们家没有条件从小让我学琴,进了职高,学了幼教专业以后才开始学的,平时是小班授课。我家里没有琴,都是在学校琴房练。我现在正上一个英语补习班,1000元半年,很贵,学完了以后可以考公共英语2级,学费是我舅舅出的,他是医生。我也想过学瑜伽,但也就是想想,我还去问过,但也是随便问问,像这样的班费用肯定高。(案例14)

  我上过学校的补习班,就是补中考的那5科。我最想上的是吉他班。(案例15)

  兴趣班、补习班都没上过,我觉得那个没有用,该学的学校里都学了。(案例16)

  我平时没有参加什么补习班。以前倒是参加过一个,主要是为了计算机等级考试。(案例18)

  我原来参加过一个英语班,学习剑桥英语,学费多少不清楚,是姥姥出的钱。(案例20)

  5.就业现状:贫困家庭青少年的失业情况明显高于普通家庭,职业稳定性及月平均收入明显低于普通家庭。

  从风险及就业型态的角度来看,劳动者在劳动市场的就业型态可能以三种相互流动的型态呈现:稳定就业、不稳定就业、低度就业以及失业。其中的稳定就业与失业,二者分别在安全与危险的两端,也是过去我们所熟知的就业位置。而如今则在这两端中间存在着各种多元向度、部分安全/部分风险的就业。而这些部分安全/部分风险的就业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不稳定的工作,如短期合同的劳动者,其处于随时可能失业的危机中;二是低薪或薪资不足的工作,这种工作与工作贫穷(working poor)往往高度相关,特别是部分时间的劳动者。三是低阶层或非技术劳动者。从工作内容来看,部分受雇劳动者只能处于低技术、低阶层的位置,特别是低阶层服务业在工作内容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 )下,不但是低阶层或非技术劳动者,甚至又与前面的部分时间劳动者类型相结合。此外,失业者更因再就业不容易而沦为长期失业者,被社会所排除(social exclusion)。而处于这种部分安全/部分风险就业型态的就业者,其不但在就业/经济收入上处于不安全的位置,在经济收入之外的社会保障上,往往也是处于缺乏完整保障、甚至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之外(谢文元等,2005)。

  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部分青少年已完成学业,作为新生劳动力进入就业市场。数据显示,开始工作的贫困家庭子女有107人,占718人中的14.9%,普通家庭有41人,占310人中的13.2%,贫困家庭子女投入工作的比例略高于普通家庭。而从其就业情况和职业稳定性看,调查结果显示,贫困家庭青少年失业和无业的比例明显高于普通家庭的同类青少年,职业稳定性却明显低于普通家庭(参见表3)。而对其在2003年10月份的收入情况的调查数据统计结果显示,贫困家庭子女的平均收入为477元,普通家庭子女则为958元,t=-3.458,P <0.05,差异显著。

  表4显示,较大比例的贫困家庭第二代(44%)选择职业声望较高、收入稳定的公务员和教师类工薪阶层,而较大比例的普通家庭第二代选择职业声望和收入都较高的管理人员(35.7%)。

  在访谈对象中,受访青少年一方面表达了自己的职业理想,另一方面也把未来的职业与家庭经济状况相联系,如想多“赚钱”或当医生为家人解除病痛等。

  我爸希望我将来找个好工作。我将来想踢球、举重!干这些赚钱多,多挣点钱养活我老爸。我希望家里有钱一点,然后存在银行里。(案例2)

  我自己喜欢旅游专业,所以就选了本地导游这个专业。我爸原来想让我读园林,但我不喜欢。上学期考了服务初级证,准备再去考一个导游初级证,拿了这两个证就可以带旅行团当导游了,将来也打算留在本地做导游。(案例3)

  我没想过将来要干什么,可能会往英语方面发展的,只要挣够生活费就行。(案例7)

  当初是我自己决定上职高和读金融专业的,主要看好它的就业前景。当时觉得大学毕业找工作也得一技之长,我们职高毕业时,有单位来择人,但职高毕业去不了太好的地方。(案例9)

  我喜欢体育,家里说计算机有需求,将来可以找个好工作。我以后还想搞体育,搞体育也能用上计算机,如果听他们的让我往计算机上发展,估计没太大潜力,我也不喜欢。(案例12)

  我比较喜欢环保专业,搞建筑的人太多了。现在环保很热门,挺有潜力的,以后不管什么行业,首先要环保。不过现在我主要是把学习搞好,工作的事还没谱儿呢,不敢怎么想。(案例13)

  我学的是幼教,就想先干着幼教,然后再转专业呗,想学外贸什么的。(案例14)

  我以后想当医生。因为有一次我奶奶生病了,医生都会对我奶奶特别好,我就想以后也当医生,给其他人看病。(案例15)

  我最想到电视台工作,上次我们去电视台录制节目,就看着那些主持人,特别羡慕他们。(案例16)

  未来的工作,我想做与计算机有关的工作,比如一些网络公司,但具体什么单位,还没想过。(案例18)

  我的就业要求并不高,只要能当上白领、坐办公室就行了。不过现在主要是好好学习,将来可以找个好工作,好报答家人,用我的能力去改变家里的经济状况。

  上述的研究发现,我国贫困家庭青少年在人力资本蓄积已经处于劣势,加上我国整体就业压力,结合贫困家庭社会处境和生活机会的缺乏,未来这一群体陷入贫穷代际循环的可能性非常高,形成贫穷世袭。

  「内容提要」本文从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需求以及生活机会理论出发,对我国城市贫困家庭青少年就业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这一特殊群体的受教育和就业状况处于劣势,显现出贫穷的“代际循环”趋势。

  在我国,尽管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青年失业问题仍十分突出。由全国青联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联合进行的“中国首次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在2005年5月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青年失业率为9%,高于中国6.1%左右的社会平均失业率,而在失业青年中,失业一年以上的长期失业者占72%(代小琳,2005)。另据黑龙江、山东、安徽三省的统计,35岁以下的下岗失业青年分别占下岗失业人员总数的32%,34.2%和40%(刘爱平,2004)。

  失业与贫穷可能会有世代效果,也就是说,父母亲这一代的失业与贫穷,可能会持续影响到其下一代的失业与贫穷,形成所谓的“下层阶级”(underclass),世代陷入贫困的生活之中而不易脱离出来,其贫穷效果会一代代地延续下去。

  经济学家Becker(1993)的人力资本理论,从个人特质出发,强调与生产力有关的知识与技术是一个可获得报酬的投资;劳动力品质的良莠和未来职场上的期待具有函数关系,个人应能够善用“理性”(rationality )来做最佳的选择,使其报酬“最大化”(maximization)。因此在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不足的个人,因为教育程度低,工作能力差,就业经验不足,往往会削弱其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造成其工作报酬偏低。由于工作所得不足,个人极其家庭沦入贫困而依赖社会救助的可能性因此增高。

  人力资本理论也常被用来说明一般家庭的经济差异,也就是假设家庭中的个人以其人力资本换取劳动力市场的报酬,其进而决定了家庭的经济状况。简单地说,人力资本论重视市场如何将财富分配到家庭中,而个人的人力资本正提供了这样的机制。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虽然是个人在市场上所获得的薪资,当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必须考虑其内部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包括家庭中个别与整体的消费情形,其中能影响“再分配”的因素,除了文化还有家庭权力结构等(Curitis ,1986,转引自薛成泰,2000)。以一般的家庭来说,如果只强调个人(如家长)的人力资本,将忽略家庭中其他人(如配偶、子女)的人力资本,可能会造成解释上的偏差。此外,家庭的组成不论是男人、女人,成人或小孩,劳动力人口或依赖人口,都会影响家庭中财富的再分配。

  人力资本论的观点是偏向以个人因素解释贫穷,个人是因为不符合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因此只能从事低薪工作,或者被市场排斥在外。这种观点可归为“需求”面看个人与劳动市场的关系,认为个人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是因为和生产有关的教育、技术等条件,无法满足劳动市场需求,因为缺乏经济的报酬而容易落入贫穷。可是劳动力市场并非完全竞争与理性的机制,人力资本理论受到最多的批评的,即是对结构因素的忽略;于是兴起从经济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特性的观点来解释贫穷,即所谓新结构论者(neo-structuralists)的观点。

  强调劳动力结构重要性的理论中,双元劳动市场(dual labor market )理论发展于1960年末期,该理论认为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有逐渐二分的趋势。即主要(primary )和次级(secondary)两个部门(sector)。前者具有高薪、工作环境好、就业稳定、具有较多机会转换和升迁等特质;后者则相反,具有相对低薪、工作环境差、缺乏升迁机会且不易更换工作的特性(Piocre,1971)。简单地说,这两个部分分别规范了成员的经济活动,即使成员具有类似的人力资本,也会因部门的不同导致经济报酬与地位的差异,这其中历史与结构的既定,超过了个人特质的重要性(Gordon,1972)。因此,有些人即使仍在劳动力市场上营生,却因工资低廉无法赚取到足够养家的水准,这些所谓的“工作贫穷”(working poor)有相当部分就是从事低层服务行业的女性和新生劳动力,他们即使有工作,因薪资低以致仍陷入贫穷(Mingione etal.,1996)。

  贫穷与父母世代的经济社会背景有关。根据Dahrendorf(1979)的“生活机会”(lifechances )观点,每个人生活中的选择和机会(opitions and ligatures),不是天生而平等的,是取决于他出生时所在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关系的定位,即如果儿童出生在贫穷家庭,或弱势的社会结构环境中,其成长过程中的种种选择和发展的“生活机会”受到限制和剥夺。所以,当他或她长大成人的历程中发生危机,例如婚姻中断、配偶死亡、组成单亲家庭等,就较容易陷入贫穷,依赖社会福利救助度过困境。Schiller(1989)所提出的“有限机会观点”(restricted opportunity argument )也指出,和一般人比较,少数民族、女性和低经济阶层的个人,在其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均等的机会去接受良好的教育,从事报酬较好的工作,获得较好的工作收入,因而阻碍和剥夺了其向上的社会流动(upword social mobility)的可能性,因而较容易成为贫困家庭的人口群。延续“经济剥夺”的观点,Rank(1994)提出“结构弱势的观点”(structural vulnerability explanation)来说明经济失利的两代效应,他认为美国社会中女性及黑人社会族群之所以有较高的贫穷率,是由社会结构的嵌入机制,以及两代间相似的社会经济地位所致。他指出贫穷人士沦入贫穷或依赖社会福利,一方面是由于有较低的人力资本,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原生家庭的经济资源不足,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无法投资和累积子女足够应对劳动力市场所需的人力资本,使其一旦发生婚姻中断、配偶死亡、组成单亲家庭等危机时,并没有足够的社会经济资源来应对生活的大变动,因而较容易陷入经济困境,而必须依赖社会福利的救助来维持家庭生活。

  本研究的对象是贫困家庭的第二代,年龄在10~25岁,其家庭贫困的鉴别使用了我国社会救助政策的标准,即政府核定的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家庭中青少年。

  本研究采取的研究方法有两种:一是抽样调查,调查实施的时间为2003年10月至11月。抽样步骤是随机抽取10个城市,分别为哈尔滨、北京、兰州、杭州、济南、武汉、长沙、重庆、昆明和南宁,从各城市随机抽取一个区;再由区民政局所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领取家庭(以下简称低保家庭)的登记名单中,随机抽取75个有10~25岁的青少年的家庭;入户由青少年自行填答问卷。为了与非贫困家庭的青少年进行比较研究,我们还在所抽取的区中,随机抽取了35个有10~25岁青少年的普通家庭,也由青少年自行填答问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100份,其中贫困家庭750份,普通家庭350份,回收有效问卷1028份,其中贫困家庭青少年问卷718份,普通家庭青少年问卷310份,回收率分别为95.7%和88.5%。二是深度访谈,分别于2004年1月和7月访问了住在北京市宣武区和海淀区的22位贫困家庭的青少年。

  从受教育程度看,调查统计结果都显示出贫困家庭青少年接受大专以上教育的比例低于普通家庭。以接受大专教育年龄一般为19岁来判断,调查对象年龄在19岁以上的青少年贫困家庭组为196人,占718人的27.3%,普通家庭组87人,占310人的28.1%,比例接近。在此基础上,调查统计显示接受大专(含高职)以上教育的青少年,贫困家庭有90人,在718人中占12.5%,在19岁以上的196人中占45.9%;普通家庭有58人,在310人中占18.9%,在19岁以上的87人占66.7%。两种统计结果都反映了贫困家庭青少年接受大专以上教育的比例较低。王雪梅等(2003)在北京市东城区所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分布在238个贫困家庭中的256个学生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很少,仅占7.7%。与我们的调查结果比较接近。2005年,全国青联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联合进行“中国首次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我国的失业青年中,职业中等教育水平的青年和初中文化水平的青年比重最高,分别占37%和30%;高中、大专生的比例均为13%,大学生的比例为5%。而该抽样调查的15~29岁青年的文化程度构成看,实际上职业中等教育水平、初中和高中文化水平青年的失业率要高于各类文化程度青年的平均失业水平(代小琳,2005)。结合本调查所呈现的贫困家庭青少年目前受教育情况,这些孩子将来沦入失业的可能性非常高,不仅无助于家庭脱贫,而且还可能成为第二代社会救助对象。

  从就读学校教育质量的评价看,贫困家庭青少年所就读学校的质量低于普通家庭,从表1显示的就读学校的教学质量的评价中可以看出,贫困家庭青少年近70%就读于教学质量一般的学校,只有20%多就读质量较好的学校。而普通家庭中有40%多的青少年就读质量较好的学校,而只有不到3%的青少年就读质量较差的学校。

  在访谈中,受访的22位青少年中,在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和初中)有8位,他们基本上就近入学,学校大多数是北京的普通学校,孩子们对这些学校都比较满意,这主要与政府教育部门努力推行义务教育标准化,减少学校与学校间教学品质差异有关。但在学校内部,尤其是初中,班级则被分出了“好班”和“差班”,有些孩子就在所谓“差班”,致使这些孩子不能公平获得教育资源,学业成绩难以提高,最终不能考取普通高中,只能进入职业高中。在受访的14位进入高中阶段教育的孩子中,仅有4位进入了普通高中,这些高中多是普通学校,而不是北京市的“示范高中”,其余10位都进入了职业高中,比例相当高。在我国普通高中属于“升学准备教育”,孩子在高中毕业后主要会参加“高考”,成绩通过录取分数线的孩子将进入大学读书。由于高中是非义务教育阶段,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机会升入普通高中,经过“中考”(初中考高中),合格者才能进入普通高中,其余孩子一般进入职业高中、中专或技校学习,这类学校则属于“职业准备教育”,教学设计更多是着眼于就业,而非升学,所以也就等同于失去了普通高等院校深造的机会。我们从孩子的访谈中得知,他们进入职业高中,主要是中考分数不理想,而他们要想获得更高的学历,则需要通过“兼职读书”或报考“高等职业学院”的方式完成,且在求学的过程中有很多不确定性。就读职业高中的孩子对自己的学校硬件设施、专业设置、教师素质基本满意,但对学校的学风,同学的学习态度不满意。可见,贫困家庭青少年进入“职业准备教育”的情况较为普遍,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可以预计其从事的工作多为基层性的,收入不高,升迁机会也不会太多。

  我的学校在职业高中里还不错,有六个专业班,毕业后我们一般都会给分配单位。(案例3)

  我们学校一般,我当初考不上高中,想上个好点的学校所以才选了现在这个学校的。(案例4)

  考高中的时候我报了两个普通高中,结果没考上,这个学校离我们家很近,而且听说是海淀区最好的职业高中,所以我就上这个学校,学校毕业管分配,高三下学期有实习,表现好就可以留在一个好公司。(案例6)

  我们学校(普通高中)是双语学校(英语),但跟人大附中(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北京最好的“示范高中”)相比差远了。我们一学期分两次班,期中和期末各分一次,我现在在三班,属于中等吧。(案例8)

  我们学校在职业高中里算挺不错的,特别是师资力量方面,是其他一般学校没法儿比的。(案例11)

  我们学校管理不错,但学生素质差,大多数学生不爱学习,教学方面比较落后,老师和学生经常有冲突,学校里有个心理调节室,锁着门平常都不开放,不知道为什么。(案例12)

  我们学校是区重点,高中部正在申办市重点。学校的硬件挺破的,应该改善。(案例13)

  我们学校是中医药学校和艺术学校合并的,师资雄厚,特别是艺术系的老师都是从全国各地招的。(案例14)

  我们学校不好(普通高中),主要是纪律不好,同学上课的时候闹,老师都不管。(案例15)

  我们学校的教学质量还可以,老师讲课不错。但学生的层次不同,有的学习比较好,有的不管什么课,都睡觉。(案例18)

  在我们的研究中认为青少年对于未来所获得的学历的期望,代表了对学业成就的憧憬。调查显示,贫困家庭青少年较多希望(36.6%)将来可以获得学士学位,而普通家庭中有约(47.6%)希望获得硕士以上学历,反映了贫困家庭青少年对自己学业成就期望低于普通家庭(表2)。

  在访谈中我们也询问了部分受访者的升学打算,小学阶段的孩子一般都有较高的志向,而中学阶段,尤其是在职业高中就学的孩子教育期望则偏重现实和具体,甚至已经有毕业后尽早工作的打算。在谈到将来,一些孩子还流露出对自己、家庭条件和前途的茫然。

  我以后打算读文科,希望自己能考上大学,普通的就可以了。(案例1,15岁)

  我有想过考大专,我爸也想我继续读书,看看高三的成绩再决定吧,成绩好的线岁)

  我将来走一步算一步吧,毕业后先工作,我们必须考过“商务英语中级”才能毕业。以后或者也会考一个高职吧,现在说不准。我希望家里多点钱,像比尔盖茨那样有钱,有了钱,先帮妈妈把病治好。(案例4,16岁)

  我没怎么想以后,看家里状况吧,不行就出去工作,要是还行而且我考试也可以的话就继续上学,应该继续学计算机方面的,其他感兴趣的方面也可以。我认为要上普高就上一个好点的,好好学习然后考大学;要不就上个职高,早点出来工作。(案例6,17岁)

  我想过要考大学,但没想过考什么专业,妈妈也没提过这方面的想法。家里的经济状况要变好的话,就要靠我努力,所以我现在要好好学习为自己将来的前途打基础。上大学的话还是想留在北京,可以经常回家看看。(案例8,16岁)

  现在还没想过继续读书还是工作,我对会计感兴趣。职高学习不吃力,如果继续读高职,还读这个专业。学习上就是希望成绩能再好点,尤其是英语更好,成为班里尖子。(案例9,16岁)

  如果条件允许,自己又争气的话,我会接着读书,现在读职高,将来可以考大专。如果考上,找工作也好一些。但是最近特忙、特累,不想想太多。(案例10,16岁)

  我想读完职高后去读高职,不过对自己的学习不太放心,如果有能力找工作的话,两年后也可以去工作,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案例11,18岁)

  上个学期期末的时候,学校有一个高职班,有一个就业班,我想继续上学,就报了高职班,也考上了,我会继续补习高中的课程,然后参加高考。比如可以考联大(北京联合大学)的幼教系。(案例14,17岁)

  我希望以后可以考大学,一级一级的往上升,可以升到硕士。(案例17,11岁)

  我希望可以继续上学,参加成人高考,但具体拿到什么学历为止,没想过,反正自己努力呗。(案例18,17岁)

  我下学期念初三,初三压力也挺大的,希望自己可以考高中,还想以后能够念大学,最好是能读到研究生。我对家里的经济情况还是知道一二的,我想改善这种状况,所以现在要努力读书。(案例19,14岁)

  我很想上大学,但能否继续深造,要看以后自己的情况,如果学得好,家里也有条件支持的话,我会选择继续读下去。(案例21,19岁)

  4.综合素质培养:贫困家庭的青少年较少参加课余补习班、兴趣班和聘请家庭教师。

  从我们访谈贫困家庭青少年的情况看,他们课余较少参加补习班和兴趣班,即使参加,也多是出于应付升学考试或等级证书考试,属于迫不得已。曾上过或正在上兴趣班的孩子,主要是在小学阶段,年龄较小,功课压力不大,且学费多是亲属支持的。

  初三的时候参加过一个数学补习班,但觉得没什么提高。现在没有参加补习班,也没有请家教。(案例1)

  我们计算机专业经常有一些等级考试,多考一些证书对于将来找工作有好处,所以我想报一些有关的辅导班,提高一下自己的计算机水平。但是家里情况不太好,所以一直都没报班。(案例5)

  我家没给我请过家教,也没参加过兴趣班。小学时有跆拳道班,我参加过。(案例9)

  我喜欢钢琴,但我们家没有条件从小让我学琴,进了职高,学了幼教专业以后才开始学的,平时是小班授课。我家里没有琴,都是在学校琴房练。我现在正上一个英语补习班,1000元半年,很贵,学完了以后可以考公共英语2级,学费是我舅舅出的,他是医生。我也想过学瑜伽,但也就是想想,我还去问过,但也是随便问问,像这样的班费用肯定高。(案例14)

  我上过学校的补习班,就是补中考的那5科。我最想上的是吉他班。(案例15)

  兴趣班、补习班都没上过,我觉得那个没有用,该学的学校里都学了。(案例16)

  我平时没有参加什么补习班。以前倒是参加过一个,主要是为了计算机等级考试。(案例18)

  我原来参加过一个英语班,学习剑桥英语,学费多少不清楚,是姥姥出的钱。(案例20)

  5.就业现状:贫困家庭青少年的失业情况明显高于普通家庭,职业稳定性及月平均收入明显低于普通家庭。

  从风险及就业型态的角度来看,劳动者在劳动市场的就业型态可能以三种相互流动的型态呈现:稳定就业、不稳定就业、低度就业以及失业。其中的稳定就业与失业,二者分别在安全与危险的两端,也是过去我们所熟知的就业位置。而如今则在这两端中间存在着各种多元向度、部分安全/部分风险的就业。而这些部分安全/部分风险的就业包括三种类型:一是不稳定的工作,如短期合同的劳动者,其处于随时可能失业的危机中;二是低薪或薪资不足的工作,这种工作与工作贫穷(working poor)往往高度相关,特别是部分时间的劳动者。三是低阶层或非技术劳动者。从工作内容来看,部分受雇劳动者只能处于低技术、低阶层的位置,特别是低阶层服务业在工作内容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 )下,不但是低阶层或非技术劳动者,甚至又与前面的部分时间劳动者类型相结合。此外,失业者更因再就业不容易而沦为长期失业者,被社会所排除(social exclusion)。而处于这种部分安全/部分风险就业型态的就业者,其不但在就业/经济收入上处于不安全的位置,在经济收入之外的社会保障上,往往也是处于缺乏完整保障、甚至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之外(谢文元等,2005)。

  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部分青少年已完成学业,作为新生劳动力进入就业市场。数据显示,开始工作的贫困家庭子女有107人,占718人中的14.9%,普通家庭有41人,占310人中的13.2%,贫困家庭子女投入工作的比例略高于普通家庭。而从其就业情况和职业稳定性看,调查结果显示,贫困家庭青少年失业和无业的比例明显高于普通家庭的同类青少年,职业稳定性却明显低于普通家庭(参见表3)。而对其在2003年10月份的收入情况的调查数据统计结果显示,贫困家庭子女的平均收入为477元,普通家庭子女则为958元,t=-3.458,P <0.05,差异显著。

  表4显示,较大比例的贫困家庭第二代(44%)选择职业声望较高、收入稳定的公务员和教师类工薪阶层,而较大比例的普通家庭第二代选择职业声望和收入都较高的管理人员(35.7%)。

  在访谈对象中,受访青少年一方面表达了自己的职业理想,另一方面也把未来的职业与家庭经济状况相联系,如想多“赚钱”或当医生为家人解除病痛等。

  我爸希望我将来找个好工作。我将来想踢球、举重!干这些赚钱多,多挣点钱养活我老爸。我希望家里有钱一点,然后存在银行里。(案例2)

  我自己喜欢旅游专业,所以就选了本地导游这个专业。我爸原来想让我读园林,但我不喜欢。上学期考了服务初级证,准备再去考一个导游初级证,拿了这两个证就可以带旅行团当导游了,将来也打算留在本地做导游。(案例3)

  我没想过将来要干什么,可能会往英语方面发展的,只要挣够生活费就行。(案例7)

  当初是我自己决定上职高和读金融专业的,主要看好它的就业前景。当时觉得大学毕业找工作也得一技之长,我们职高毕业时,有单位来择人,但职高毕业去不了太好的地方。(案例9)

  我喜欢体育,家里说计算机有需求,将来可以找个好工作。我以后还想搞体育,搞体育也能用上计算机,如果听他们的让我往计算机上发展,估计没太大潜力,我也不喜欢。(案例12)

  我比较喜欢环保专业,搞建筑的人太多了。现在环保很热门,挺有潜力的,以后不管什么行业,首先要环保。不过现在我主要是把学习搞好,工作的事还没谱儿呢,不敢怎么想。(案例13)

  我学的是幼教,就想先干着幼教,然后再转专业呗,想学外贸什么的。(案例14)

  我以后想当医生。因为有一次我奶奶生病了,医生都会对我奶奶特别好,我就想以后也当医生,给其他人看病。(案例15)

  我最想到电视台工作,上次我们去电视台录制节目,就看着那些主持人,特别羡慕他们。(案例16)

  未来的工作,我想做与计算机有关的工作,比如一些网络公司,但具体什么单位,还没想过。(案例18)

  我的就业要求并不高,只要能当上白领、坐办公室就行了。不过现在主要是好好学习,将来可以找个好工作,好报答家人,用我的能力去改变家里的经济状况。(案例21)

  我将来想当个好医生,给穷人看病,我总忘不了小时候姥姥生病的情景。(案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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